鲁迅是它的迷弟，季羡林为它"打call"：读懂《儒林外史》就读懂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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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儒林外史》评价：

变化多而趣味浓，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季羡林说：

吴敬梓惜墨如金，从不作冗长的描述。书中人物众多，各有特性，作者只讲一个小故事，或用短短几句话，活脱脱一个人就仿佛站在我们眼前，栩栩如生。

”

本文为岳麓书社“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儒林外史》出版说明

△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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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优则仕”是古代学子的人生理想，可当谋取功名利禄成为唯一的生活目标时，当整个社会以考取功名为唯一评判标准时，当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陷于僵化境地时，不少读书人就走上了与考试死磕的不归路。在这条道路上，他们或因功名而癫狂，或因富贵而变善为恶，他们灵魂堕落、人性扭曲，和精于世故的旁观者一起，展现出种种病态和丑行。这就是清代小说《儒林外史》为我们描绘的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文人生活图景。

在形形色色的文人中，匡超人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代表。他出身农村，沦落杭州，在马二先生的资助下回到家中，任劳任怨地侍奉重病的父亲，因此被知县李本瑛提携为秀才。可当李本瑛被人诬告后，匡超人却因怕受牵连而躲去杭州，在那里与一帮沽名钓誉的假名士往来，互相吹捧，品性渐失。之后，他和市井恶棍潘三一起为非作歹，谋取不义之财，并在潘三的帮扶下购房娶妻。在已升为给事中的李本瑛的帮助下得中秀才后，匡超人便露出了狠毒、虚伪的嘴脸：逼迫妻子郑氏回乡，却在京城娶了李本瑛才貌出众的外甥女，致使郑氏忧郁而死；潘三被捕入狱后，他却翻脸无情，弃之不理；考取教习后吹嘘自己为“先儒”，被牛布衣更正后依然强词夺理⋯⋯

是什么使匡超人渐渐泯灭了良知，由原来勤劳善良、事亲至孝的向上青年，堕落为忘恩负义、阴险狡诈的势利小人？吴敬梓的讽刺之笔直指重八股、轻品行的科举制度和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这种一针见血的睿智，缘于作者极为坎坷的人生经历。当家产被族人侵占、不得已搬出家乡全椒时，吴敬梓已看透了世间的人情冷暖，认识到所谓的亲情、血缘、教养，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但是，吴敬梓并未因此沉沦厌世，而是用冷静、敏锐的目光洞察着周围的人与事，通过对病态文人及其周围各色人士的刻画，以诙谐、嘲讽等多种笔调上演一出出悲喜剧，彻底暴露出明清科举制度的腐朽和世态的炎凉。与此同时，怀揣知识分子责任感的他，也通过对一些正面人物的塑造，如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及带有自己身影的杜少卿等，让世人看到一丝光亮，看到还有那么一些人在为恢复传统、弘扬善意、重拾文人尊严而努力。

《儒林外史》自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本（五十六回）刊刻问世以来，广受赞誉。鲁迅称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而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的表现手法。（《中国小说史略》）作者通过摹写人物前后截然相反的言行，让读者看清他们的虚伪面目和势利嘴脸。比如，头发花白的周进终于及第后，“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昔日嘲弄他的秀才，冒称是他的学生；把他从学馆辞退的薛家集，甚至在观音庵里供奉起他的长生禄位。这在引人发笑的同时，不免令人唏嘘：读书人不管出身、年龄、才学、德行、能力如何，只要一朝得中，社会地位和身价就会水涨船高。在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下，无论是局中人还是局外人，都会因中与不中而疯狂，因为科举及第而获得的功名富贵，是一场永不停息的全民盛宴。

△ “中国古典小说普及文库”《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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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清代著名的长篇讽刺小说，鲁迅称其文“无一贬辞，而情伪毕露”，并下断语：“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小说刻画了一群围绕八股取士而活动着的读书人，通过他们或可笑、或可悲、或可憎、或可叹的故事，生动表现了科举对知识分子的诱惑力和支配力，并对当时腐败的官僚政治和势利的社会风气予以真实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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